《借鉴香港法治经验 打造前海法治示范区》（傅华伶）（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 深圳市法学会前海社会主义法治示范区研究会理事）

　　非常感谢！我是第二次来参加这样的会议，我就谈谈我的感想。我上次去前海的时候，去看了法庭，里面四个法官有三个法官是香港大学毕业的学生。今天大家谈的其中一个重要的话题是域外法律查明，怎么去查明核实香港的法律。我想在这个问题上，香港大学法学院应该有很大的优势。第一个给我们打个广告，如果我们法学院能够跟深圳、广东的各地法院有一定的合作，在查明现有的法律这个问题上能够做一些贡献的话，我们以前有非常愉快的合作经验，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推动这方面的合作，我们会非常高兴，法学院会非常愿意去做。

　　实际上我看前海，上一次是一年左右，前海的变化也许不是太大，大家还是在摸索的过程中。这也不是一个新的问题，我在上海自贸区走访了几个大的法学院、政府法制部门大家都不是太清楚，为了什么，能干什么，所以我们谈的问题还在摸索，刚才林老师说我们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了，我估计还得摸一段石头过河，因为毕竟是一个大的问题，如果现在去立法的话，也许条件并不成熟。我想还在等一段时间，看一段时间，等到成熟之后，才会真正知道我们应该去做什么，这是我谈的一个感想。

　　当然给我的题目是香港的法治经验。开始我来之前一直在担心，香港还有没有法治经验可以谈。前段时间跟港澳办的一个朋友聊天说道，如果香港没有法治香港就什么都没有了，我们也在为香港的法治担忧，也在为我们的廉政担忧。中国的廉政指数从80降到100，香港也降了很多，从12降到17。当然这只是一个不是很重要的数据，但这也反映出社会一些细微的变化：香港的廉政指数从三年以前，从95年开始都是80分以上，从两年以前就降到75分，74分，现在是72分，如果是长远都在往下走的话，这也反映了一个深层的社会问题，我们应该引起重视。

　　当然我在想，法治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对于香港社会来说，我们最重要的是法院。我是第一次到这个法院（编者注：指演讲所在的罗湖区人民法院），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法院，但谈法院最重要的当然是一个是以法院为中心的制度，我在这里想谈一谈法治在前海或者在深圳，在中国的可能性。大家都在谈法治中国、依法治国，前两天和赵秉志教授在澳门开会时我们还谈到依法治家的问题。

　　香港法治最大的一个核心，就是法院的权威，这一点是它的核心。我想就以大家熟悉的话题，占中的事情，来谈一谈为什么法院是重要的。如果占中能够顺利结束的话，当然有不确定性，但我自己估计它是能够成功顺利地结束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最大的功臣就是法院。有很多的催泪弹、威胁、恐吓、说教、劝阻都没有效果，在这个中间真正能够制止占中的就是法院的一纸判决。这一点我就是想说为什么在香港可行，为什么这个制度在中国、在深圳、在前海也可行？

　　第一个，法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机构，刚才有人说了它是一个执行的机构，它是一个执行法律的机构，它只是保护社会的稳定，维持社会的现状，它并不是想去改变社会，它只是保护现在有些人既定的权利，有些人不满，到法院说我的权利受到侵害了，请求法院给予保护，法院的功能就在于此，它并没有太多的政治功能在里面。它是一个非常保守的、反对社会进步的一个机构。因为法律已经写好了，不可能改变这个法律，法院最大的功能就是对法律的忠诚，如果对法律忠诚的话，肯定是对现有社会制度的忠诚，它不是去革命，它不是去造反，它是维持社会的稳定。这一点在法院的判决书上写得很清楚，我们只是维护当事人的利益，法院不谈政治问题，我们不管任何人的政治诉求，我们只管法律是怎么规定的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，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法律，而法院在这中间起到相当大的作用。从这个意义上，从占中的案件来看，它成功地把一个巨大的、宏大的政治问题变成了一个法律问题，就是这个禁制令是不是合法的、有没有合理的依据，非常职业，简单的问题。案件到了法院之后，首先是把它变成一个法律问题。

　　第二，就是把一个法律问题变成一个技术问题，大家如果仔细地去读更多的判决书里面，谈得最多的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之下，可以申请禁制令，它的必要充分条件是什么，里面引经据典看的是有史以来各个国家不同的有关规定，大家双方的律师，就这个技术问题，做了非常深入的讨论，反复地讨论，因为好多的案件大家都会有很多的在里面，根源就说法院在里面做什么，其实法律就是一个技术问题，很多层面法律并不是我们说的政法问题，而是一个技术问题，律师、法官更多意义上并不是一个官员，而是一个医生、老师，如果大家把法院看成是一个跟教育一样、跟医学一样、跟中医、西医生病打针吃药这种技术层面来看法院的话，就很容易理解香港法院到底在做什么，当然这依赖于我们有很多的专业人士，法官就是一个技术工种，跟医生一样，大家在法学院读了四年本科，三年研究生再去法院工作，因为你学了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情，就像你去看心脏病、高血压一样，医生会跟你说很多你听不懂的东西，但是你会信他。律师和法官也起到这个作用，它有自身的一套制度、程序，它有自身的一套知识系统，这套知识系统也许大家都不太熟悉，这有一个知识内循环的问题，它是一个特定的领域，你参加了这个领域了，通过在你法学院的学习，通过资格考试、培训你进入了这个领域，你就有一套话语，而这套话语被政权、被社会所接受，就是它的合法性，其实也许它并不是很科学，像普通法传统里面说法学有点像神学一样，也有点像风水先生一样，你要信的话就信，你不信的当然你就不信，这就是一个自话自说，这一套话语系统，这就是法治，但你得信它，你得给它一定的自治，给它一定的权利，让它有这个权威，让它能够在维持社会秩序中间起到它可以起到应该起到的作用，我觉得这是香港法院起到的第二个作用。第一个是政治问题的法律化，第二个是法律问题的技术化。

　　第三必须有大量律师的参与，这个我觉得，也许是我自己感觉最深的，香港和深圳、内地的法院最大的区别，就是在座的法官必须面对当事人，而香港的法官几乎从来不面对当事人，法院是一个特定的知识系统，特别是到了上诉法院一级，大家只谈法律、不谈事实，谈的话语是很多外人是不懂的一套知识话语，这样的法官，就好做了，是一个技术官，不用跟当事人去争吵一些事实的问题，所以律师就起到中间隔离带。律师把当事人和法院分开了，你有不满的事情你可以找律师去，你可以到律师协会去投诉，很少有人在香港去投诉法官的，因为他接触的对象就不是法官。法官高高在上，你有什么不满的地方不懂的地方你可以去找律师，你可以到大律师公会、律师会去。这点来说我觉得是最大的区别。整体来看，我们现在是26万律师，在5年前我们中国的律师数量少于法官数量，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国家法官多于律师，现在我们的社会也在变，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们的律师肯定会超过法官。我们现在不是要精简法官的数量吗？也许这是走一套成熟的法律制度，必须走的一条路，但是中间有很多问题，问题是制度设计中间必须把法官和当事人隔开，如果这两个群体不能隔离开的话，实际上不可能存在法治。如果是当事人在法庭上和法官直接沟通的话，实际上大家不是做审判，实际上是做思想工作，串了。不可能在我们现在比较发达的法律制度之下，法官可以就一个复杂的法律问题和当事人直接去沟通，必须走律师这个中间环节，我觉得这是社会进步、法治进步的一个必然的趋势，除非我们还是回到马锡五的方式，不然的话，你还得去依赖大批的律师。当然律师是要钱的，这就说到了经济和法治的关系了，香港一年的法律援助的基金是7-8亿港币，中国一年的法律开支大概10个亿，我不知道深圳一年花在法律援助上面的钱是多少，如果香港的法律制度对深圳有什么启发，那就看看他的法律援助花多少钱给到律师。所有的案件如果有律师在场的话，一个公正的审判必须有律师在场，除非不走这条法治的路，除非你就只做调解或其他的，否则必须要有一个中间的声音。

　　最后一个层面问题就是，全民守法，这是我们谈得比较多的话题。对香港来说，全民守法成为一个问题，因为大家都不守法、都去抗争的时候，那么法治是不是失去了它的意义？这也是面对香港社会的一个大的考验。这里面我想说的一点就是，全民守法并不是一个被动地去遵守法律，大家乖一点、听话一点，把营地定好了别折腾了，这也许还有一个公民意识、一个主动的参与、一个权利意识在里面。一个法治社会，必定有一个非常主动的、积极向上的公民社会在里面，大家看看这个判决书下来以后，真正执行的还是这些支持占中的律师，开始觉得我们应该撤了，我们应该去遵守，律师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，即使大律师公会也开始积极地去劝说这些学生，到时候了，法官已经说话了，已经该撤了，已经到时候了，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，所有以前支持过学生的社会组织、社会群体，慢慢开始起到作用，法治的贯彻并不只是政府的规定，也不仅仅是法院的判决，判决之所以受到整个社会的尊重、支持，这跟整个社会的政治、文化是有关的。这点当然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，能够希望将来的法院，深圳的法院，中国的法院，也能在某一个时刻能走到这一步，当法官的判决已经写好了，签字之后，当事人会说案结事了的时候到了，因为我们已经走完了这个法律程序，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法治社会最重要的一个环节。

　　谢谢各位！